一箭双雕，因为到底都在创业和扩充业务，城乡失业问题也解决了。
3. 此时许多农民工也回城，趁这个民工荒的时候挑选待遇好的工作。那么留守的农民忙什么？也在忙着处理自己的财产。第三项新政策是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农地产权，农民成了有恒产之人。这件事说了多少年，现在终于落实，背后动机之一是想在经济危机时刻转移农民注意力以维持社会稳定。果然，农民都忙着处理自己的资产。何东生本人对农地应否私有是拿不定主意的，别国的私有化经验并不见得都正面，但他拗不过其他人的意见。有一点可以确定而且令他没话说的是：农民是支持私有化政策的。何东生带点伤感的说：中国从此不能走回头路了。
4. 这是全国充满激情的一段时间，看上去有些混乱，但这是建设性的必须的乱。也就是说，在解放生产力和调动全国人民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严防经济犯罪和贪腐官员对政策的破坏。在此之前三周的从重从快严打，先灭掉一批黑恶势力、职业罪犯、地痞流氓、人口贩子、扒窃乞丐集团，接着借严打余威，再宣布三严打，即打击贪污腐败、打击投机造假、打击谣言惑众。大家当时一听到严打都怕死了。
共产党最擅长打小苍蝇，随手抓几个典型来判死不手软，也震慑了一下地方官吏，让他们夹紧尾巴做人，这就达到预期效果了。只要地方吏治有点改善，官员们暂时不敢上下其手，前面三项经济新政就有较大的成功机率。
5. 何东生支持市场经济，但是不认为市场万能，更不相信放任主义。他从来知道公权在某些环节不能缺席。前面的几项政策，制造了真实的需求，也开动了相应的生产，这个时候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和信贷大增，商品和服务都会出现短期供不应求的状况，就算没有投机倒把分子，任由市场去调节，人们会有通胀预期，物价也会不规则的飞涨，如果演变成恶性通货膨胀，就会让这次改革受到巨大压力，甚至翻车。怎么办？只能管制物价。
这是何东生认为整个冰火盛世计划在理念上最多争议、执行上技术含量最高的一环。那些受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洗脑的专家学者，大概对物价管制四个字本身就有负面的条件反射。何东生的经济学是自学回来的，本来也是这样反应的，直到今年细读西方国家的经济史之后，他才发觉在上世纪，西方发达国家有过多次大规模物价管制的成功例子，而这些都是奉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他大开眼界的读到犹太银行家毕芬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成功的主持的意志帝国的经济计划。到二战期间，德意志第三帝国也有效的结合了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最鼓舞何东生的，是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期间的经济政策，包括物资管制，不独承担起了庞大的军费，并藉此正式替美国摆脱了纠缠十二年的经济衰退。著名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夫曾任职当时的物资管理局，有员工一万六千人，他在一九七二年获选为美国经济协会会长之前曾写过物价管理的专著，并在七十年代经济滞胀期间再度提出管制物资，可见并非所有西方经济学家都不接受物价管制，只不过近四十年芝加哥学派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美国抬头，影响所及，没人再记得物价管制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调控手段。实际上在欧洲，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国还有百分之四十的经济活动是受到物价管制的。
何东生几年前先是突破了自己对经济学的认知，然后结合中国实际，耐心的将理念推销给中央其他同志。幸好中国的许多官员刚从社会主义指令经济中走出来，表面上接受市场经济，打从心底里一听到管制就高兴，所以何东生可以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有利市场运作的物价调控，是做得到的，甚至可以说在重大经济转型时期是必须的，是扶助市场，不让新兴市场自我毁灭，而不是替代成熟市场功能的。
不过，何东生组成的物价管制班子中，没有一个是满脑子意识形态的官员。骨干是一批五十多岁的技术官僚，他们累积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物价调控的经验，加上大批重点大学招来的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尖子，配备了以前计划经济年代所不具备的资料库管理软件和全国连网，让地球人、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可以即时上网查看全部最新价格调控资讯。物价管制是明码实价、真刀真枪的，要让生意人赚钱，鼓励他们生产，但要打消他们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念头。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管制对供求有什么影响，都需要把握得恰到好处，要压制暴涨暴跌，更要在适当时刻放手让市场自己的调节功能来接手。这样的大规模回馈式调节系统，让最初抱着批评态度的外国媒体大开眼界。说穿了，再具威权的专制政府也只有用上了二十一世纪的自动化资讯和计量技术，才有可能实现这种新一代的“指令经济“。这样，物价调控替这次中国经济的重大改革作了护航。
以上的五套配套政策，当今世上大概真的只有中国才可以同时做到。
在全球经济的困难时期，西方国家焦头乱额、自顾不暇，但这是我们的拜年机遇。本来是岌岌可危的上届政府，将一场经济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短期内化危为机，让国内外都接受了中国盛世的说法。到翌年，党政班子顺利换届。何东生没有升官，他想晋身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打算落空了，只是从政治局候补委员转为政治局委员，成了三朝元老。冰火盛世计划周年的时候，何东生不无自嘲的恭喜自己说：“何东生，干得好。“
方草地和小希还有许多问题要问，是关于无政府的一周和严打的三周的，但他们被何东生的言说带着走。何东生上了厕所，再喝了水后，人更来劲了。他话匣子一开，是有一股不容置喙的魅力的。
方草地和小希也不否认这两年中国经济势头很好，但是他们认为政治方面是更黑暗了，中国离宪政民主越来越远。他们抱怨人们好像完全安于现状，个个摆出一副生活幸福完美的样子。
老陈就是其中一个。在重逢小希之前，他觉得当前社会一片祥和，每天都被自己的幸福感动。
身为读书看报的人，老陈甚至有一种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不久以前还觉得台湾、香港在前，大陆在后，现在感觉大陆在前，台港跟在后；周围的人一向都在批评大陆的贫困落后，突然却高唱起中国盛世的到临；多少年来有识之士说西方制度优越，全世界以美日欧等地区马首是瞻，忽然都纷纷改说他们不行了，现在是全世界学中国。
这当然有错觉成分，经不起一项一项实证推敲，譬如人均收入中国还跟发达国家有很大距离，污染厉害、廉政不彰、人权没保障、言论受管制。但中国就是人多，总实力永远是惊人的，它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经常可以看到国内媒体报道说中国这方面是全球第一、那方面是站在世界前沿。半只半觉间，至少在一般国人的意识中，中国是处处领先了。
因为美国、欧洲、日本陷入衰退，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长期不振，而中国用自己的方法提升了内需而降低了对出口的依赖，故此再也不必采用遮遮掩掩的重商主义了，堵住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批评。以前全世界的制造业怨中国故意压低人民币汇价以补贴出口，造成不公平竞争，而西方的劳工团体又批评中国剥削自己的工人以降低出口成本，导致全球劳工福利水准下降。现在，不靠压价出口，人民币可以升值了，人们可以多买进口货、出国旅游以至到处收购外国企业了。个人收入普遍提高，企业获利，国家税收因此增加。这样，教育、医保，社保都可以加强，还可以加大力度处理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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