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 中国，2013年

一个月不见了。我是说，一整月不见了、消失了、找不到了。照常理，一月后是二月，二月后是三月，三月后是四月。现在，一后就是三，二后就是四，跳了一个月，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对方草地说，算了，别去找，犯不着，人生苦短，好好过日子吧。

我再有本事，也改变不了方草地。不过说是在的，如果真的要找，方草地是适当的人选。他一生中，大概也有过许多个月是消失的、找不到的，或存在等于不存在的；他的经历像一串碎片，无法组织成故事；他总是在奇怪的时间出现在奇怪的地点，或人间蒸发多年后，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永劫重生般冒出来。这样的人，说不定能办些不合时宜的事，譬如去找回失踪的一个月。

是这样的，本来我也没注意到有一整个月不见了，就算别人这样说，我也不会轻易相信。我每天读报，上新闻网站，晚上看央视、凤凰台，平常往来都是有识之士。我没觉得有什么大事走漏眼。我相信自己，我的见解，我的理智，我的独立判断。

今年正月初八下午我从幸福二村家出来，例行公事的打算散步到盈科中心的星巴克，迎面有个跑步客突然停在我面前，气喘吁吁的说：“陈老师，陈老师！一个月不见了！到今天两年了。”

那人戴着顶不醒目的棒球帽，我认不出来。

“方草地，方草地…”他说两遍，把帽子摘下，露出秃顶，脑后吊着用橡皮筋绑起来的小马尾。

我认出来：“哟，老方！你怎么也管我叫起来老师了？”

他还是说那句，煞有介事：“一个月不见了！陈老师，陈老师，您说怎么办、怎么办？”

我说：“我们不止一个月没见了吧。”

方说：“不止，不止。陈老师，陈老师，一个月不见了，您是知道的吧！太恐怖了！我们该怎么办？”

跟方草地说话是有点累，我想起来了。“你什么时候回北京的？”

他打了个喷嚏。我给他一张名片：“别凉到。天凉，别乱跑了。我们再约，上面有我手机和电邮地址。”

他戴上帽子，拿了名片，说：“我配合您，配合您，我们一起找。”

我看着他往东直门外使馆区方向跑去，才意识到他不是在做有氧慢跑运动，而是赶着去某个地方。

过了几天，我去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的二楼，参加《读书》杂志的新春茶聚。这是一年一度的活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就间断的去了几次，而自从二零零四年搬到北京后，我大概隔年去露个脸，跟老一辈的编辑、记者瞎聊几句，算是让文化界知道我仍在。至于年轻编辑、作者就算了，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觉得有必要认识我。

那天，气氛和以前不一样，大伙都特别亢奋。最近一两年我也察觉到自己常常莫名的亢奋。但那天大伙的亢奋仍让我有点诧异。三联、《读书》的编辑、作者在思想上可能都有激情的一面，但是在社交上难得表现出亢奋。那天，大家都像喝了几两二锅头，嗨嗨的。

《读书》的创刊老人庄子仲已经很久不曾露脸，那天竟也坐着轮椅出席了，他看上去红光满面，如枯木逢春。但是围着他转的人太多，我没过去打招呼。另外，三联、《读书》历任所有的一把手、党委书记，总经理，正副主编，只要活着的都来了，那真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以我跟三联、《读书》的人交往这么多年，从没看过这种盛况，太令人惊喜了。我对人性向来犬儒，不觉得哪个机构内部是完全和谐的，尤其是大陆机构，特别是国营企业，包括国营的文化单位。

那天，我认识的编辑、作者都过度热情的跟我打招呼，但待我想跟他们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忙着跟别人亢奋去了。这种遭遇其实很普通，在茶聚、酒会常见，尤其当你不是角儿的时候。那天三番四次受转移掉后，我调整心态，其实也就是回到这么多年来自己最熟悉的心态，一个不投入的旁观者的心态。我得承认，我看到的仍让我觉得感动：这么多不同取向的著名知识界精英如此和谐的共聚一堂，脸上都挂着真诚的愉悦，甚至集体亢奋，现在一定是个名副其实的太平盛世了。

我心情极好，但脑中有个奇怪的念头让我觉得我该离场。我从聚会出来，打算顺便逛逛书店。我现在二楼随便看看艺术书，再到一楼体会一下最新的畅销书、商业书、旅游书。那天书店挤满人。书还有这么多人看，真好！我想起书香社会四个字。我从一楼的楼梯下到地下层，梯阶两侧坐满了专著看书的年轻人、学生，几乎把路都堵住了，好像叫大家不要去地下层。我满心欢喜、小心翼翼的走下去，这是我每次到三联书店的主要目的地，即逛地下层占很大空间的文史哲政治人文学术书区。我一向认为这类书能够在这个城市有这么慷慨而具尊严的展示，是北京值得居住的理由之一，一个看文史哲和政治书的城市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城市。

那天，地下层比较冷清，应该说，是特别冷清。奇怪的是，到了地下层，我也没有了细逛的心情，只想把要找的书找到就算。要找什么书，却一时记不起来。我朝地下层里面走，心想可能看到书就会想起自己在找什么。我过了哲学区，转往政治区、历史区，这时候突然胸口有点郁闷。是地下层空气不好吗？

我快步离开地下层。沿梯阶重上地面，心想着不要碰撞到两旁坐着看书的年轻人，突然有人一把拽住我的裤脚，我愕然垂首看，那人也瞪着我，不是年轻人，是个年纪不轻的女人。

“老陈！”她瞪着我说。

“小希”，我说着，心想小希怎么几年不见，这么显老，头发也白了不少。

“我看到你下去，还想这人是不是老陈！”她说话的神情好像是在说：遇到我是件很大的事。

“你没上去《读书》的茶聚？”我问。

“我来了才知道…我没。你现在有空吗？”她像抓住一条救命草，恳切的等我回应。

我说：“有，我请你去喝咖啡。”她隔了一阵才说：“我们边走边聊”，然后她松手放开我的裤脚。

出了三联她就朝着美术馆方向走，我并排跟着，等她说话，她不语，我主动问她：

“宋大姐好吗？”

“好！”

“有八十了吧？”

“嗯！”

“儿子好吗？”

“嗯！”

“多大了？”

“二十多吧。”

“这么大了？”

“嗯。”

“在念书还是在做事？”

“在念书。不要说他！”

我愕然，还记得她疼爱这个孩子的样子。我说：“要不我们去华侨大厦喝杯咖啡？”

她停下来说：“老陈，你感觉到吗？”她恳切的等我回答。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知道不该回答“感觉到什么”？因为她好像在测试我，像是在问口令，我若答得不对，她就不会向我说心里话。作为作家，我喜欢听别人的心里话。作为男人，我想听这个女人的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