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草地气愤的问何东生：“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吓唬老百姓？”
何东生像讲课般的说：
危机开始的时刻是很关键的，一开始处理不好就很难收拾。这次危机是超严重的，足以诱发全国性的群体事件。它从经济面开始，但会引爆各种潜伏已久的深层社会矛盾，如果政府的反应太温吞太零碎，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怨气会更大，但如果政府一步到位下重药，有些阶层又接受不了，会反弹。不管我们怎么做矛头都只会指向政府。
当时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除了涉及少数民族的群体事件可能是族群对族群的之外，一般的群体事件，都是群众与政府对立。很多老百姓已经有了定见，认定不闹事问题不会得到解决，所以什么鸡零狗碎的事都动辄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如果全国同时发生群体性事件，矛头、怨气都是指向政府的话，我们的情境推演表明，政府不可能一个火头一个火头的去灭，或一个群体一个群体的去安抚，再多警力、军队、武装力量都不够，国家机器就崩溃了。
反过来说，只要矛头不指向政府，就不容易形成群体性事件。个别不法之徒滋事并不构成群体事件。
所以，首先得不让老百姓把所有的矛头都同时指向政府。
推演来推演去，险中求胜的唯一方法是让老百姓自己吓唬自己，怕政府抛弃他们，怕无政府。无政府状态就是英哲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用他在《巨灵》或叫《利维坦》一书的说法，在自然的状态下，人的生命，是孤独、贫穷、龌龊、粗暴及短促的。生命财产全无保障，那才是终极的恐怖。你们认真想一想，大家整天说怕中国会大乱，怕的不就是这个吗？因为怕无政府，怕大乱，大家反而主动愿意在一只并不可爱的巨灵面前跪下，因为只有这只巨灵可以保障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就是说让国家成为暴力的唯一合法垄断者，舍此别无选择。也就是说只有让人们真的感到，大难当前，只能指望我们共产党了，我们才能接着集中资源办大事。
小希顶了何东生一句：“现在谈的是政府和无政府，没有说政府必然就是你们共产党！”
何东生说：“争论这个没意义，反正现在两者是一回事。”
小希问：“你们制造无政府状态，已经骗得民心，连北京老百姓都夹道欢迎解放军进城了，还想怎样？为什么要严打？你知道每次严打会有多少人枉死？”
方草地说：“我就是差点死在这次严打。”
何东生说：“凭良心说，我也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搞严打。但是，上一任政府为了在换届前表现强硬，并且也真的为了办好接下来的大事，不得不如此。全球经济进入寒冬，中国要自救，就需要下猛药调整经济，但这样一来社会有可能失控，政令会被扭曲，民众会闹事。国家必须完全控制了社会，驯服了老百姓，大家乖乖地听话，才能共度时艰。怎么驯服呢？八三年市场经济出现乱象，老邓不是也搞了一次严打，八九六四，又是另一种形式的严打。懂吗？为了办大事，牺牲是难免的。”
小希和方草地觉得何东生这番话强词夺理，想反驳，何东生示意让他先把话说完。他说：一八一六年，也就是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战争效应消失，英国出现经济大衰退，国债是GDP的两点五倍。不巧的是因为一八一五年印尼发生人类有记录以来最大的火山爆发，全球灰云盖日，导致翌年欧洲农作全面失收。当时的首相是利物浦，他的顾问你们知道是谁？就是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眼看大衰退将要引起社会打乱了，他们只用了一招作为危机处理。哪一招呢？就是取得议会同意，废止Habeas Corpus，即英国的人身保护令，谁闹事谁不听话，政府可以不按法律不依程序，抓起来就关在狱里，用现代话说就是政府随意践踏人权。结果，整个大衰退期间英国的刁民都不敢闹事，过一年后经济就恢复了。神奇吧？
当然，这个期间人民是要吃苦挨饿的，而且以前资本主义衰退大多数是周期性的，一年两年，撑过去就没事。但这次跟三十年代那次经济大萧条一样，可以拖它十年八年，硬撑撑不过，政府要进场。我的重点是，永远是稳定第一，但稳定不是目的，稳定是为了办大事，所以非常时期或紧急状态一定要先严打，敲山震虎，然后，趁着严打的效应仍在，就放手推新政。
严打为盛世计划的第二环，同时推出五项配套政策。
1. 国人所有在境内银行的个人存款，百分之二十五必须换成国家规范的消费券，三分之一在九十天内、三分之二在六个月内要花掉，逾期作废。
中国人过度储蓄，是造成内需不足的主因之一。中国的私人和企业的存款量分别达到GDP年度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和百分之三十以上，当外部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有闲钱的人更捂着钱包不花钱，人人如此，经济能不衰退？要民众掏钱消费，靠降息或道德劝喻已经不灵，只能靠强迫性政令。这在西方国家是想都不敢想的。
这项政令第一个优点是执行上相对简单，所有银行都电脑化，一刀切下去很容易。第二个优点是这项政令只涉及有产者，影响的主要是在银行有个人存款的城市中产和小康这些先富阶层，包括公务员、专业人士、白领、国企员工、小商人和退休人士，要他们花百分之二十五存款在自己身上，同时帮助国家刺激经济度过难关，说得过去。消费者开始花钱，企业也开始花钱。第三个优点是不用国家财政拨款或提供凯恩斯式就业工程即可逆转衰退，至少是强力开动了内需带动的经济增长引擎，估计至少可以拉升五个GDP增长点。
这一来，有点存款的城镇居民就已经够忙了：钱要花到哪里去？买什么商品或服务？
2. 既然制造了需求，就要有供应。第二项配套政策是取消三千多项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管制，方便民间资本进入各行各业，放宽针对内需产业的信贷，鼓励创业，同时完成政府功能转变，官退民进。除有关国家安全和央企垄断的产业外，许多受限制行业，现在都撤退。何东生对老陈说，现在谁都可以成立出版社，不用书号就可以出书了。老陈反驳说：可是所有书都一样要送审，很多题材是禁区。何东生说：但至少现在到处是民营出版社了，还有中外合资出版社，完全符合WTO要求。
这政令也够有效，一时间好像全民皆商，不论年龄、性别、地区、职业，人人都在谈生意、动赚钱脑筋，找人才，或被人找，找资源，或替资源找人。中国人你只要给他们一条缝，他们就能撑出一片天来。
奇迹一般，广东、江浙那些本来做出口的制造业空闲设备，转眼都改造好，开始为内需而生产。过剩的写字楼和厂房也一下消化掉。新产品、新服务，一两个月间就充斥市场。中国在半年内成功的由投资与出口主导转为内需带动的经济体。
有多成功？何东生说第一阶段目标是回到中国八十年代，即内需占GDP一半，这目标达到了。理想目标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的美国，内部消费占GDP百分之六十。后来美国做过头了，过分依赖内部消费，到百分之七十多，投资和出口都不足，信贷过滥，民间完全没有储蓄，才出大问题。但美国七十年代前的内部消费比重，是一个大国很理想的比重，中国十几亿人，本身已构成一个超大内部市场，许多方面可以自力更生，不需要过分依赖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也就是说今后可以不过度受美元波动影响了。当然，暂时中国内需只是从GDP的三成半提升到接近五成，投资和外贸仍占一半以上，依然有过度投资基建和房地产的状况，并且到了全球经济复苏后外贸比重还会稍有回升，但总的来说内需比重大大调高，国人工资提升，企业投资回报好，国家税收也相应增加，成功消解了当时的国内经济衰退危机，还矫正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上最严重的偏差，故此可以说，盛世的经济基础这一刻就已经打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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