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东生说：“然后呢？”
老陈说：“然后？没有然后了。或者说，然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我们保命，你保官。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谁都不说出去，过了这个晚上，大家黑不提白不提，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
何东生说：“我怎么能相信你们不说出去。”
老陈说：“的确是。你不相信我们不说出去，但是，只要我们说出去，我们大概就会被天涯追杀，为了保命，我们不能说出去。反过来说，我们也不太相信你不对我们秋后算账，你回去之后，说不定仍然不放心，还是会找人杀我们灭口，不过杀人灭口的事总得要靠人，而且也难保没有漏网之鱼，会把今天晚上的事放到网上，总之同样是有风险，你自己评估吧。你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如果人真有理性的话，哪怕为了自利自保的理由，我们也知道最好的选项是各自保持沉默，不做多余动作，不要节外生枝。换句话说，你我双方都严格遵守这份同生共死的协议。”
何东生说：“理性？协议？你对人太有信心了吧。”
老陈说：“我愿意赌一把。你愿意吗？”
何东生说：“你知道青蛙被蝎子过河的故事吧，蝎子半途忍不住蛰死青蛙，自己也淹死，天性！”
老陈说：“诚然，诚然。咱们两边都有风险。我承认这确是逼于无奈的险招。如果还有路，我也不想这样险中求生，我们几条人命，换你一定乌纱帽，我认为我们的代价比你大多了。老实说，我提出这个同生共死方案，是因为我想不到两全其美、你我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更好方案。东生兄你有更好的双赢方案吗？我是没有了。你可以慢慢想想看。”
何东生想，整件事太荒诞太梦幻了，但自己不是在做梦，这个同生共死想法简直是儿戏，不过对方好像很认真。冒生命风险，问几个问题就放自己走，这群疯子在想什么？不过看样子自己只要同意跟他们玩的话，至少暂时可以活命，出去后主动在己，一切好办。此情此境，在受制于人的状况下，何东生以己度人，一时间还真想不出比老陈的疯主意更好的主意。
何东生说：“提问可以，但我不能泄露国家机密。”
老陈说：“这由不得你，我们不要来秀水街讨价还价那一套。我们几个人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就是要你解答我们的问题，直到我们满意为止。我们已置生死于度外，这次得不到满足，一切对我们都变得没意义了，我们宁为玉碎，同归于尽。况且，东生兄，不管你有没有泄密，只要贵党怀疑你泄密，你就是泄密了，就算我们把这一刻到此为止的录影，传出去一部分，我相信你已经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同生共死是个完整不可分割、环环相扣的协议，双方要么全盘遵守，要么拉倒。如何？”
何东生只怕再拖下去，老陈改变主意：“天亮我就得走。”
老陈说：“一言为定！”
何东生说：“再给我杯水。”
张逗给何东生喝水的时候，老陈也趁机交待小希和方草地，话也是说给何东生听的：“今天晚上所有的事，包括待会的全部一问一答，都只是给我们五个人十双耳朵听的，一点都不准泄露出去，就算有些内容你们觉得必须公诸于世，对不起，也不容许。这是同生共死协议的最关键条件。”
小希、方草地、张逗不语。
老陈说：“你们刚才说过，一切听我的，就算我叫你们做不愿意做的事情，你们也得听我的。对不对？”
小希、方草地、张逗这下点头了。
何东生说：“还等什么？再不问就天亮了，想问什么，问呀！”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官方论述中，甚少提到一九八九年，好像只要不提，它就不存在。为免惹事，民间的论述往往也避而不谈整个八九年，连追忆八十年代的话题，也是到八八年底就戛然而止。所以有人说笑，说在中国，一九八八年过后，就到了一九九零年了。
一年不见了、失踪了？对一些人来说，那是永恒的记忆，正如香港记者协会为纪念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而出的书的名字：《人民不会忘记》。但人民真的不会忘记吗？对绝大部分大陆的年轻人来说，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从未进入过他们的意识，他们从没看过有关的图像和报道，更没有家人或师友向他们解说过。他们不是忘记，而是全然不知。所以，理论上，假以时日，一整年是可以因为人们黑不提白不提而失踪的。
二零零九年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四九年中共建政六十周年，五九年达赖喇嘛出走五十周年，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九九年镇压法轮功十周年，所谓九六五二一，弄得大家很紧张。所以也有人说笑，以后逢八进十好了，下次二零一八后，就提前进入二零二零。
不过，对何东生这一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说，八九六四跟他们个人的关系已不大，他们都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才进入权力核心的，不担负八九六四的原罪。何东生事后想起来，二零零九年有惊无险，还不如二零零八年惊涛骇浪。倒是之后不久，外部环境再度骤变，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势将引爆内部压抑多年的矛盾，加上当时的党政班子任满换届在即，这才是对党的最大考验。
何东生说：从二零零八年开始，贵州瓮安、湖北石首、通化钢铁厂一连串事件，让他意识到地方政府面对群体性事件的时候是多么脆弱-像在瓮安，当地政府和公安人员竟然弃甲而逃，而在通钢，国家机器如果出动的话，镇压的将是产业工人。共产党镇压产业工人，它的执政合法性何在？
那些事件之后他参加了一个中央机密小组，筹划应变方案，沙盘推演中国以后若发生大范围动乱将如何应对，最后制定了几个储备方案，中央并据此开了多次与军方、公安和武警的联合统筹会议，几度把几千名县委书记和地方公安领导干部召到北京做集中培训。
在二零零九年，何东生已经清楚的意识到，全球经济是会再度出现更重大的危机的，不过只要到时候中国政府处理得当，反而是绝妙的大好机会会解决中国内部长期解不开的死结，化危为机。何东生甚至认为，中国能否提前进入盛世，一看国际形势，二看内部是否即使出现一个机遇，让现届政府能覆手为云的趁机一举拨乱方正，完善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未竟全功之处。所谓机遇，说穿了就是一场大危机，只有大危机才能让老百姓心悦诚服的接纳专制大政府。北京模式的一党执政，能够让老百姓接受的两大理由：一是有利稳定，二是能够集中资源办大事。就是说，维持稳定只是它的正当性的必要条件，因为民主制度未尝不能维稳，就以台湾为例，你以民主乱象识它，但人家却和平易权，政局一样可以稳定。所以，光说能够维稳是不够的，更须证明一党执政能办民主制度办不到的大事，若做不到这点，它的存在价值仍是应该接受挑战的。何东生等待的就是这个办大事的机遇，私下称之为“治国平天下方案”。这名字很老套，但何东生却甩不掉，思前想后，伴着他过了多少失眠之夜。
如果没有一场及时的大危机，时任政府任满换届的时候则危矣。一来中共权力交替素来如此，党内各派系权争会很激烈；二来这几年的确事多，从零八年金融海啸开始，社会矛盾尖锐化，官员动辄得咎，也真是脆弱不堪，处处为对手留下口实，这样拖到党代表大会，当权派下课似成定局。何东生不是当权派的核心成员，只是他当时作为两朝元老，对谁稍不坏、谁比谁更坏心里有数，他较愿意襄助一些没有什么出身背景的技术官僚掌权。但是尽管如此，他也不愿意被卷入权争的风暴眼中，不愿意看到中国的政局因为换届而出现大动荡。他只是个政治局候补委员，本身难成大事，需要天助，譬如说在换届前一年左右，来一场恰当的大危机，而政治局决定援用并按部就班执行“治国平天下方案”，这样，何东生心想，中国就有救了，虽然后世大概不会知道他处心积虑的贡献，不会想到“治国平天下方案”这匹木马是他何东生为党永久执政而精心打造的，如果真的带来盛世，所有功劳将归在最上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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