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十多年苦力后,心脏病,贫血转高血压,风湿关节炎,腰伤,一身都是病。在我上初中时,才换了工种,在造船厂里烧老虎灶。算是轻活,烧全天。半夜里把煤火封好,凌晨四点把火启开,通煤灰,添新煤旺炉火,让五点上早班的人可打到滚烫的开水。
她住在厂里女工集体宿舍,周末才回家。回家通常吃完饭倒头就睡。哪怕我讨好她,给她端去洗脸水,她也没好声好气。
卷起她的衣服擦背,她左右肩膀抬扛子生起肉疱,象骆驼背,两头高,中间低,正好稳当放杠子。擦到正面,乳房如两个干瘪的布袋垂挂在胸前,无用该 扔掉的皮叠在肚子上。等不到我重新拧一把毛巾,她就躺在床上睡着了。她的右手垂落在床当头,双腿不雅观地张开。房间里响着她的鼾声,跟猪一样,还流口水。 我把她垂下的手放回床上,厌恶得把脸掉转到一边去。
母亲在外工作,病休的父亲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到晚上天黑,他眼睛看不到,依然能摸着洗衣做饭。我生下后由父亲把我带大。
星期六我和四姐天麻麻亮就去肉店排队,全家肉票加起来,割半斤肉。做成香喷喷的一碗,眼睁睁盼到天黑母亲回家。母亲还不领情,挥挥筷子,绕过肉 不吃。父亲有次火了,拍桌子,搁了碗筷。他们二人你来我去,然后把我们轰出门,关门吵架,争得越来越激烈,声音却明显放低,很怕我们听明白似的。我认为母 亲是到父亲身上撒气,心里更对她窝一肚子火。
母亲很少带我们出门,不管是上街或是走亲戚。母亲岁数越大,脾气越变越怪,不时有难以入耳的话从她嘴里钻出来。粗话,下流话,市井下层各路各套的,点明祖宗生殖器官的骂法,我从小听惯了。但这是我的母亲,她一说粗话脏字,我就浑身上下不自在。
我左眼右眼挑母亲的毛病:她在家做事放东西的声音极重,经常把泡菜坛子的水洒在地上;她关门砰地一声,把阁楼都要腾翻的架势;她说话声音高到象骂人,这些我都受不了。
我当面背后都不愿多叫她一声妈妈,我和她都很难朝对方露出一个笑容。
我总禁不住地想:十八年前,当母亲生我养我时,更明白说,十九年前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怀上了我?
打我有记忆起,就从未见到我的母亲美丽过,甚至好看过。
或许是我自己,故意抹去记忆里的母亲可能受看的形象。我看着她一步一步,变成现在这么个一身病痛的女人的,坏牙,补牙,牙齿掉得差不多。眼泡浮 肿,眼睛混浊无神,眯成一条缝,她透过这缝看人,总认错人。她头发稀疏,枯草般理不顺,一个劲掉,几天不见便多了一缕白发,经常扣顶烂草帽才能遮住。她的 身体好象被重物压得渐渐变矮,因为背驼,更显得短而臃肿,上重下轻。走路一蹩一拐,象有铅垫在鞋底。因为下力太重,母亲的腿逐渐变粗,脚指张开,脚掌踩着 尖石碴也不会流血,长年泡在泥水中,湿气使她深受其苦。
唯有一次,早晨刚醒来,我听见母亲趿着的这双木板拖鞋,在石阶上发出好听的声音。她从天井走到院外石阶上,打着一把油纸伞,天上正飘着细雨。我突然想她也有过,必然有过丝绸一样的皮肤,一张年轻柔润的脸。
我慢慢地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不愿照镜子。她曾向三个姐姐抱怨,说家里一面象样的镜子都没有。谁也没搭这个茬,看来,她们比我还知道母亲实际上讨厌镜子。
在母亲与我之间,岁月砌了一堵墙。看着这堵墙长起草丛灌木,越长越高,我和母亲都不知怎个办才好。其实这堵墙脆而薄,一动心就可以推开,但我绝 对不会想到去推。只有一二次我看到过母亲温柔的目光,好象我不再是一个多余物。这时,母亲的真心,似乎伸手可及,可惜这目光只是一闪而逝。
只有到我十八岁这年,我才逐渐看清了过往岁月的面貌。
房门打开了,洗完澡的母亲对我说,“六六,你把倒水桶给我提来。”她穿了件自己缝的和尚领无袖衫,裤子短到膝盖,脚上是一双旧的木板拖鞋。
母亲和我一起端起洗澡用的大木盆,往木桶里倒洗得混浊的水。母亲说大姐不是今晚就是明天,应该到家了。
我故意地说,“你等不到她,她准是骗你的。”
“不会的,”母亲肯定地说:“她信上说要回来就得回来。”
提起大姐,母亲的脸变得柔和多了,我瞥了她一眼,一不小心,水淌在三合土地上。她骂斥道:“好生点嘛!叫你做事,你就三神不挂二神。”
我提着满满一桶水,迈过高过房内地面一截的木槛。“别倒掉,隔一阵,你得拖楼上的地板,”母亲在房里大声夸气地说。
水精贵,一是水费高,二是常停自来水。几百户人家,共用一个在中学街后的自来水管。排队不说,那水总黄澄澄的,如果下江边去担江水,汗流夹背地挑上来,还得用明矾或漂白粉澄清消毒,做饭菜有一股铁锈味。除非断了自来水,平日江水只拿来洗衣拖地板。
每家地小,仅容得下一个不大的水缸,还只能放在公用厨房里,一整家人用,再多的水也不够。男人都下河洗澡,懒得下坡爬坡的人就在天井的石坎上放一盆水,身上只剩裤衩。反正这里的男人,夏天整个白天也只穿裤衩,打光背。
讲点脸面的男人夜里一盆水从头浇到脚洗,大部分男人不讲脸面,光天化日下照洗不误,白裤衩被水一淋,黑的白的暴露无遗。我是个小女孩时,就太明 白不过男人有那么个东西,既丑恶又无耻地吊在外面,我到厨房去取东西或往天井水洞倒脏水,就看见天井站着一排男人,老的,少的,白肉生生,一个紧挨一个, 挤在唯一必经的过道边上,他们甚至当众在天井的水洞里解小便。
绵长的夏天,经常一个月不下一滴雨。长江开始涨水,上游来的水涨得很慢,一夜间却会淹没上百米的泥滩。这城市之热,没住过的人,不可能明白:从心烧,贴着皮肤的毛孔,火苗般一丝丝地烤。没有风,有风也是火上加热,象在蒸笼里,紧压着让你喘不出气。
家里女人洗澡,男人得出去,到街上混,待到家里女人们一个个洗完了,才怏怏回家。女人放好木盆倒上水,掺一丁点热水,然后闩好房门,快快脱了衣服,洗得紧张,动作飞速:身上擦一遍水,打一点肥皂,用水冲一下,就算洗过了。
我们家有五个女人,时间来不及,就不能一个一个洗,有时几姐妹得一起钻进房里。我受不了我赤裸的身子被别人看见,哪怕姐姐或母亲也不行。因此我 经常等到最后,端一盆冷水钻进房内,闩上门,擦洗身体。家里人认为我有怪癖,一家老小共有的一间房间被一个人独占,谁也不会高兴。
这是夏天。天稍稍凉快一点,洗澡就更不方便-没那么多热水,又上不起付几角钱的公共浴室。不方便就少洗不洗。干活的人一走近,就可闻到一股汗臭,街上每个角落钻出的许多气味,又增加了一种。
冬天的冷,跟夏天的热,同样是难忍,这里从来没暖气,也没取暖的燃料。人们只能用玻璃瓶装热水,暖暖手,一家人围在煮饭的炉子边,有时干脆蜷缩 在被窝里。夜里睡觉,把能穿上的衣服,都套在身上,躲进被窝,脚手冰冷,到半夜也暖和不过来。我的手难得有个冬天不生冻疮,手指象红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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