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Ying: Daughter of the River (chinese)

这还不是我的家。从窄小的街上看，只会看到一个与整个地区毫无二致的灰暗屋顶。和八号院子平齐的是七号院子，我家院子是六号，顺山坡地势，略略 高出前二个还象样的院子，墙板和瓦楞长有青苔和霉斑。天井和堂屋有近二十多平方米，左右是一大一小二个厨房，四个阁楼。大厨房里有一个小回廊，连接后院， 还有阴暗的楼梯，通向底层的三个房间和两个后门。

这么一说，象个土财主的宅子。的确，原先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家的住房，1950年共产党来了，房主人很聪明地落个下落不明，家俱和几台土织布机充 公搬走了。住在沿江南岸木棚里的水手家属们，立即半被分配半自动占领了这院子。所以当我说的什么堂屋，回廊，后院，偏房，阁楼等等，只是方便的称呼。

这个原先的独家院子住了十三户人家，不管什么房间都住着一家人，大都是三代人，各自的乡下亲戚熟人时来时往，我从小就没弄清过这个院子里住了多少人，数到一百时必掉数。

我家一间正房，只有十平方，朝南一扇小木窗，钉着六根柱子，象囚室。其实我们这种人家，强盗和小偷不会来光顾。窗只在下雨时在冬天夜里关上。而 窗外不到一尺，就被另一座很高的土墙房挡得严严实实，开了窗，房里依然很暗，白天也得开灯。从窗口使劲探出头往那墙顶上看，可看到一棵大黄桷树的几枝丫 丫。从中学街操场坝流下的小溪，在树前的峭壁上冲下陡坡，从那儿流入江里。夜深人静，溪水哗哗响，一点也不象野猫，倒象一群人在吵架，准备豁出命来似的。

我家幸好还有一间阁楼，不到十平方，最低处只有半人高，夜里起来不小心，头会碰在屋顶上，把青瓦撞得直响。有个朝南的天窗，看得见灰暗的天。

这两个房间挤下我的父母、三个姐姐、二个哥哥和我。房子小，人多，阁楼里两张我父亲手做的木板床，睡六个孩子。楼下正房也就是父母的房里，一个藤绷架子床，余下地方够放一个五屉柜，一把旧藤椅，一张吃饭桌子。

家里孩子大了，夜里只能拆掉父母房里的桌子，放一个凉板床，两个哥哥睡。白天拆掉凉板床，腾出空来放桌子吃饭，洗澡的时候，再拆掉桌子和凳子。说起来手续繁杂，成了习惯也简单。

1980年，我家住在这个院子已有二十九个年头了。1951年2 月1 日由江北刚搬进这间小房时，父母只带着二个女孩。毛主席在五十年代鼓励生育，人多热气高，好办事，而且不怕打核战争，炸死一大半人，中国正可称雄全世界。 大陆人口迅速翻了一倍半，八十年代迈入了十亿。

从我生下，我们一家成了八口，我从未觉得家里挤一点有什么了不起，以前，下乡插队的姐姐哥哥只是偶然回来，现在文革结束了，知青返城，开始长住家中。到1980年这二间板房快挤破开了，象个猪圈，简直没站脚的地方。这年夏天的拥挤，弄得每个人脾气都一擦就着火。

几天前母亲对我说，大姐来信了，就这两天回来。

大姐是最早一批下乡插队知青，因为最早，也就最不能够回到城市。她离过三次婚，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比我小六岁，生了孩子就往父母这里一扔，自己 又回去闹离婚结婚。“天棒！”母亲一提起大姐就骂。“我啷个会养出这么条毒虫？”大姐一回来，呆不了几天，就会跟母亲大吼大吵，拍桌子互相骂，骂的话，听 得我一头雾水。直到把母亲闹哭，大姐才得胜地一走了之。

但不知为什么，大姐不在，母亲就会念叨。一听见大姐要回来，母亲就坐立不安，时时刻刻盼望。我总有个感觉，这个家里，母亲和大姐分享着一些其他子女不知道，知道了也觉得无关的拐拐弯弯肚里事。

就这年夏天，好多事情让我开始猜测恐怕那些事与我有关。一家人中唯一可能让我套出一点口风的，是大姐。因此我也和母亲一样，在盼大姐回来。

我是母亲的一个特殊孩子。她怀过八个孩子，死了二个，活着的这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中，我是么女，第六。我感觉到我在母亲心中很特殊，不是因为我最小。她的态度我没法说清，从不宠爱，绝不纵容，管束极紧，关照却特别周到，好象我是个别人的孩子来串门，出了差错不好交代。

父亲对我也跟对哥姐们不一样，但方式与母亲完全不同。他平时沉默寡言，对我就更难得说话。沉默是威胁：他一动怒就会抡起木棍或竹块，无情地揍那些不容易服贴的皮肉。哥姐们，母亲一味迁就纵容，父亲一味发威。对我，父亲却不动怒，也不指责。

父亲看着我时忧心忡忡，母亲则是凶狠狠地盯着我。

我感觉自己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大失望，一个本不该来到这世上的无法处理的事件。

父亲在堂屋裹叶子烟，坐在一张矮木凳上，叶子烟摊在稍高些的方凳上。方凳的红漆掉得只剩几个斑点，凳面有个小方块，嵌镶着四块瓷砖，中心是朵红 花。这样讲究的凳子不知从哪儿来的。他熟练地裹烟。堂屋里光线黯淡，但他不需看见。他眉毛不黑，但很长，脸上骨骼突出，眼神发亮，视力却差到极点，一到黄 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很少笑，我从未见过他笑出声，也从未见他掉过泪。成年后我才觉得父亲如此性格，一定堆积了无数人生经历。他是最能保守秘密的人，也 是家里我最不了解的人。

我放学回家，见房门紧闩，里面传来洗澡的水声。

“是你妈回来了，”父亲说，极浓的浙江口音。“饿了没有？”他掉过头来问。

我说，“没有。”

我把书包挂在墙钉上。

父亲说，“饿了的话，先吃点填肚子。”

“等五哥和四姐他们回来，”我说。听着房门里洗澡声，我突然不安起来。

母亲一直在外面做零时工，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干体力活挣钱养活这个家。四人抬的氧气瓶，过跳板时只能二人扛过去。她抢着做这事，有一次一脚踩滑掉进江里，还紧抱氧气瓶不放。被救上岸，第一句话就说，“我还能抬。”

她不是想做模范，而是怕失去工作，零时工随时都可能被开掉。她抬河沙，挑瓦和水泥。有次刚建好的药厂砌锅炉运耐火砖，母亲赶去了。那时还没我， 正是大饥荒开始时，母亲饿得瘦骨嶙嶙。耐火砖又厚又重，担子两头各四块，从江边挑到山上，这段路空手走也需五十分钟。一天干下来，工钱不到二元。另外二个 女工，每人一头只放了两块砖，又累又饿，再也迈不开步，就悄悄把砖扔进路边的水塘里。被人看见告发了，当即被开除。

不久母亲得罪本地段居民委员，失去了打零时工的证明，只得去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员介绍工作。

那个居民委员是个好心人，对母亲说：有个运输班班，都是些管制分子，你怕不怕？母亲赶紧说不怕。和母亲在一起工作的尽是些“群众监管”有历史或现行政治问题的人，没人肯去干的活，才轮到这批人去干。

母亲随整个运输班班转到离家很远的白沙沱造船厂，下体力活，汗流夹背，和男人一样吼着号子，迈着一样的步子，抬筑地基的条石，修船的大钢板。她又一次落到江里，差点连命都搭上了，人工呼吸急救，倒出一肚子脏臭的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