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Ying - Daughter of the River (chinese)

“你喜欢，”他说。

我笑了。

我说起了我家里的事，1947年我母亲与父亲的相遇，1949年这座城市被共产党攻陷前后的事，我复制着当年的衣着，当年的天气，当年的石阶和江水。他关切地听着，让我说下去。但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给我再要了一碗绿豆稀饭。

看到他的眼光，我忽然觉得自己很自私，我不倦地把自己的痛苦统统扔给他，而一点也没想到他。

“你灾荒年是怎么活过来的？”我问，停了吃饭。

他笑笑说，“恐怕每个家庭都差不多，恐怕每个家庭又都不一样-对每个人来说，很不一样。”

他说想照这样的思路往下写，写成一本书，想写他对生活和命运的感受。大姐也这么说过，大姐想写她自己，那是发泄，是对不公平的命运的诉怨。他 说，他想找到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北京有一些写作的青年人，也正在走一条新路子，作品贴在大街的墙上，油印成小刊物叫《今天》，但是被禁了。公安局给他们的 读书会施加压力，也就是这个背景。他就是写了，也不想发表，不到时候。

我把酒盅推到他面前，他推了回来，我握在手里。刚才听他说要写书，我的心一下子被牵得远远的。

“别怕，不会喝醉的。”他看着我说。

我把酒盅推了回去，说，“还是你喝吧。”

“你喝一口，就全归我了。”

我于是喝了一口，接着又喝了一口。我觉得脸红了起来，记忆力出奇地好，口才也出奇地好，一个结巴也未打。我说到我出生前家里亲人因饥饿而死，也说到大姐几次大吵大闹离婚。我猜想，她想借换个男人换一种生活。

历史 老师接过我的话说，你大姐用耗尽自己生命力的方式，对付一个强大的社会，她改变不了命运。

这个社会，既得利益阶层组成一个统治集团，一个新的特权阶级。我们只想一个多余的茅坑，当干部的，不管小官还是大官，他们有自己专用的抽水马 桶、浴室、电话、佣人、奶妈。饥饿时期哪听说饿死过一个干部？这些人的第一条准则是巩固特权集团的共同利益，并且传给自己的子女；第二条是在这集团中往上 爬。这第二条经常与第一条经常产生矛盾，由此闹出祸及老百姓的政治变乱。

有两个文革。第一个文革是干部们互整，不被人整倒，也会整别人。既然吃政治这碗饭，就得手拎着脑袋瓜，既然享受特权，就得冒被整的风险。有什么 可抱怨的？本来这就是他们选择的。不管是当事者，或是当事者的后代们，现在如何愤恨写文字控诉文革，受造反派迫害，太可笑了。另一个文革是老百姓的文革， 他们借毛主席在党内与刘少奇等人抢权的机会，做了造反派来发泄报复。但是造反派在69年就挨整，整了十一年。

我不眨眼地盯着 历史 老师，他说得激动起来，手在桌子和胸前划着。第一次听他说这么长的话，好象他也并不在乎我是否听得懂，也不问我是否同意。我感觉他的神情有点可怜，他比我有知识有学问，但也一样苦闷需要人理解。在感情的需求上，我们是对等的。

小酒瓶早见底，酒盅里还留有少许酒， 历史 老师不时拿着，不时放下，举棋不定。他笑他自己，说他是第一次和除他妻子之外的女性，在外面吃饭，平日一人在家吃饭，就更简单。他的脸，不知是喝了酒发红，还是点出这件事令他害羞。我只看进进出出的店主，另外二张桌子坐了人。

小馆子里仍很清静，窗外太阳正徐徐往山下沉，大概只有五六点来钟。店主用一把蒲扇在煽凉一锅新做的稀饭，可能七八点时，来吃饭的人会多些。

他第一次提妻子，一句带过。我听 别的 老师说过，他妻子在一所小学工作，做办事员，不教书，女儿只有七岁，就在妻子的学校上学。好象都不在南岸，在另一个偏远的郊区。他想告诉我他家里经常没有别人，我知道他的暗示，可我没有接他的茬。

“你的眼睛能代你说话。”他说这话时，声音很快，“你藏不住，你的思想，包括你每个小小的念头，你的眼睛都告诉了我。”

对此，我摇了摇头。

你知道吗？我在心里对他说：我唯独藏起了我的孤独，我拒人千里之外，我绝望的需要总想把自己交付给一个人。但是我不能让我的眼睛说出这种渴望，我怕它们泄露我的内心，以致我不能与你的眼睛对视。

他们兄弟俩：弟弟略高，哥哥略矮，二人的面貌都略带点忧伤。父亲病亡后，母亲辛辛苦苦把他们带大，他们相差四岁，形影难离。文革开始，造反了，他们 先是在家操练毛主席语录，用语录辩论。然后他们走出家，都做了造反派的活跃分子、笔杆子，造反派分裂后二人却莫明其妙地参加了对立的二派。

这样的事，在这座几百万人口的城市算不了什么稀奇。在1966年，在1967年和1968年，连在家糊布壳剪鞋样的老太婆，都能倒背如流好多段伟大领袖或伟大副统帅的教导，讲出让人哑口无言的革命道理，家里人经常分属几派，拍桌子踢门大吵。

很快就出现军人拉一派打一派的局面，军内各派借文革互相清算。“八一五”一派有驻守重庆的54军在后面支持。后来派驻重庆的53军，支持“反倒 底”。人们这才发现这城市有那么多巨型国家军工厂，现在被不同派控制，这城市成为文革武斗全国第一战场。各个制向点、交通要道、江上山上高音喇叭日夜狂 吼，经常夜里戒严。在1967年上半年开始动刀动棍，7 月就真枪真炮地打起来。

那时，两江三岸几乎每家床底下的杂物都被拉出来，床底放上席子。床上不睡人，堆放着棉被，叠放所有的枕头。每家都以为如此，可防随时从江上和对 岸射飞来的子弹和炮弹。许多人家备有杠子、钢钎。抗战时期防备日本飞机空袭，在山坡上挖的防空洞，因为是石洞，保存之好，可能世界第一。七十年代为了准备 打核战争，又加深加固，再挖凿一批，城市的内脏早就象蜂窝，到处是一个个相连或不相连的洞穴。离防空洞近的，一条街的人都去防空洞躲藏。每天天未黑尽，不 管天有多热，都赶紧闭掉大门，用杠子顶住门，各自把钢钎剪刀菜刀等自卫家伙，备在方便的暗处，早早熄了灯。

医学院谢家湾有一夜武斗，机枪架着射击，坦克也开出来打。谁也没见过那阵势，特别是中学生大学生，慌乱中不择路奔跑，翻墙的人太多，墙随着人倒，压死的人不比打死的少。

8 月，武斗进一步白热化。

“八一五”和“反倒底”两派，为长江上的决战作了足够的准备。南岸、城中心、江北要害之处都设有强火力点。货船轮渡都停航，江上冷清空旷得异 常。连城中心的中心地带解放碑交电大楼，“反倒底”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九头鸟式高声喇叭也暂时哑了。天空安静得发白，没人在意气温上升闷热。靠江岸 住的人们见势不妙，纷纷躲在床底下、防空洞里。

“红配绿，丑得哭，红配紫，一泡屎”、“闰七不闰八，闰八用刀杀”。1967年8 月8 日，我正是能随口念叨这些谚语的孩子中的一个。我的三哥的胆子贼大，那年他十六岁，登陆艇往两江三岸射炮、江上大战时，他一人跑到面对朝天门码头的八号院 子嘴嘴，趴在岩石上看个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