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江水拍打着船哗啦响的声音,少女们愁眉苦脸。轮船凄厉的一声长鸣离岸时,几乎所有的少女都哭了。但母亲却不知道,她早就傻楞楞地睡着了,她睡得很幸福,象一辈子没睡过觉似地困,身体缩成一团,甚至都没有换个姿式,翻个身。
母亲从纱厂下班后,看到的是一个并不可爱的城市。春天来临,离雾期结束还有一段平安日子。雾气慢悠悠地在这座城市飘移,在山脊线上结成浓云,山 脊以北的上半城朦朦胧胧,山脊以南的下半城若有若无。街道凌乱狭小,弯曲起伏,贫民区的码头与沿江坡地区,吊脚楼一边靠道路一边靠崖,象一群攀附在山坡上 的灰色蜥蜴。
大姐说的事发生在三十七年前,但我并不陌生,这个城市的工人住宅区,半个世纪以来,恐怕没什么不同,今日的房子只比那时更挤。
这座城市令人战栗,有股让人弄不清的困惑,时时隐含着危险和埋藏着什么秘密。重庆男人走到街上,无论他装束什么样,你都无法猜出他的身份。他可 能是地痞,也可能是正人君子;可能是特务,也可能是顺民;既可能是暴乱分子,也可能是秘密警察,袍哥,学者,赌徒,官员,或是戏子,二流子,或是扒手。重 庆女人也一样,无法以她的打扮举止而定她是良家妇女,还是荡妇,野鸡。不管什么人,都有点潮湿湿的鬼祟气,也有点萎靡的颓丧感。
时间很快到了1945年,虽然这时,几乎没有了人们熟悉的警报声和奔逃凄厉的尖叫声,人们也忘了抬头仰望天空,不再关心有否日本飞机的小黑点, 防空洞开始门庭冷落,这个城市渐渐充满战争胜利的喜庆。巨大的历史转机,与这个年仅十八岁的做工妹本没有多大的相干。但命运却让她看到尚在田里耕作的父母 兄弟、她同龄的乡村少女永远看不到的东西。
大姐坐着的礁石面上有许多蜂窝似的蚀坑,与我肩挨肩,说的事却离我越来越远。远程的大客轮驶近朝天门码头,拉响汽笛,听来象个廉价雇来的吹打队 在奏丧曲。太阳退到对岸江北,一层淡淡的红晕浮于山头。江里零散的几个游泳者,顶着衣裤往自家岸边游。这个城市的历史太喧闹,传入我耳旁的声音极杂乱,单 凭耳朵,很难一字不漏地听清大姐的话,我必须凭我的心去捕捉。
那天上午走进位于沙坪坝地区601 纱厂戴礼帽的男人,本来毫无兴趣看一眼养成工的宿舍。他只是走过门口,听见了一点奇怪的声音,探了一下头,他身后跟着跑的二个小打杂也忙不迭地站住。大棚式房子里二排草垫统铺,有股积久的汗臭。
一个少女被捆绑在木桩上,发辫早已散开,有几绺飘拂在她的面颊。漏进棚的光线象故意落在她的身上,显得她皮肤健康细嫩,睫毛黑而长,嘴唇傲气地紧抿,在愤怒中潮湿红润。工头的皮鞭在挥舞,她挣扎着,有一股抗争到底的狂野劲儿。
大姐坚持说,男人的这一伸头,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命运决定关头,因为他马上被母亲的美貌勾掉了魂。母亲那天早晨的倔犟,使那个袍哥头儿觉得有趣, 竟然还有这么个乡下妹崽,不仅不顺从凌辱,被捆绑鞭打了还不愿服个软,也不愿说个求情话,让工头下不了台。工头正气得没办法,转身看见那男人,立即陪了笑 脸来。袍哥里认辈份,这个戴礼帽的男人辈份高得多,问了二句,就走了进来。
那时母亲抬起头,因为背光,走向她的男人又戴着帽子,来人的五官轮廓不分明,只觉得他个儿高,身子直直的。母亲顿时害怕起来,想这下自己真完了,她绝望地把眼睛掉到一边去。因为恐惧,她的脸通红,呼吸不均匀,成熟挺拔的胸部一起一伏。
男人叫松绑。
母亲这才正眼看清进来的是一个英俊的青年。他关切的眼神,一下子就触动了她的心。
大姐生性浪漫,老是没命地爱上什么男人,我没法阻止她的讲述,也没本领重新转述她说的故事。我只能顺着大姐的描述,想象这场一见钟情中的逻辑: 一个乡下姑娘,敢为贞操拼命,长相又俏,或许正是这个袍哥头心目中看家老婆的标准。他自己也是个从社会底层爬上来的帮会小头目,本能地不信任这个大城市 里,象苍蝇一样围着他转,赖在他床上的风骚女人。
他看了看母亲,与工头咕哝了二句话,就匆匆走了。
母亲那天被松了绑,躲过一难,又开始下班上班,渐渐忘了这件事,就象忘了她年轻的生命中已多次历经的危急。她节衣缩食,想积攒钱寄回家乡。二个 月后,一天放工时,着工装的女工们正在过例行的搜身-厂里怕女工带走棉纱团、布片之类的东西-工头却满脸笑容走过来,请母亲到厂门外去。
她出了大门,一下楞住了:一辆新崭崭的黄包车停在那里,每个金属部件都亮得晃眼,穿着整齐的车夫恭敬地等在一边。
那种时代,到那种餐馆的男客个个西装革履,头发胡子修剪得体,女客则一律高跟皮鞋,烫着和好莱坞电影里女演员一样波浪的发式,耳环,项链,别针,手镯,把自己披挂得琅当作响。旗袍也都是锦缎,开叉到时风该露的顶端位置。
大姐从小是个摆龙门阵的能手。和上辈人不同,她这一辈摆的已经是电影和小说。我那时才几岁,总是缩手缩脚在一个角落,张着嘴,不作声地听这些回 城探亲时间过长的下乡知青聚着讲故事。他们坐在两张床和地板上,挤挤团团地嗑着瓜子。恐怖的山间鬼魂,国民党特务梅花党,或是知青间谈恋爱。有时是亲历的 实事:与农民打群架,反抗乡村干部欺压动了刀子,最后被公安局枪毙。故事一个接一个,有时全室哄笑,有时唏嘘一片。
母亲嫌我不做家务,老在阁楼下喊“六六下来!”弄得大姐认为我讨嫌,也赶我走。我每每做完了事,就在阁楼门口蹲着听,以便再要做事时下楼快些。
我不知道这段家史,有多少是大姐在过龙门阵瘾。说实话,大姐比我更适合当一个小说家。大姐没有受完足够的教育,她的黄金岁月都给文革耽误了。怎 么追也追不回。有一次她对她过去的几个知哥知妹说,命运不帮忙,要是能让她做个作家,她的经历足够写成好多部精彩的小说。我一旁听着,替她抱屈,觉得她太 可惜了。
但是在这时,我很难把她勾勒的母亲那时的形象,与如今臂腿粗壮,身材上下一般大小,没好脾气,非常不女性化的母亲合成一体。
我努力想象:母亲穿了她最喜欢的靛青色布旗袍,衬出苗条玲珑的身段,布鞋,没有一件装饰品,一头黑发光顺地往后梳成两条辫子,露出额头,就是剪 成短发也行。但她的眼睛黑而清亮,和她的脸色一样羞涩,在她微微一笑时,既温柔又妩媚,的确很美。大姐是对的,母亲不可能没拥有过青春。
坐在母亲对面的那个青年男子,更为神采飞扬。
他,一身考究的白西服,头发看来是在理发店整治过的,体面,黑黝黝的头发,上了油,眼睛与眉毛有梭有角,长得比当今电影院门前广告上的明星还 帅,不象三十四十年代电影里的奶油小生,或戏台上的白面书生。八角灯笼光线柔和,桌上蓝花边盘碗勺碟,瓷面细腻,一式光洁透亮。星月上升到天空,山城万家 灯火闪烁。母亲微微低垂脸,没吃菜,双手安静地放在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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